这种保护方式过于单一、脆弱，如果没有作为语言主体的人的积极参与和活用，其记录的方言将会成为僵死的语言标本。
但与此相比，防止恣意行政、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共享信息知识、政府和人民的融洽相处，这些是更重要的东西，是更值得我们去呵护和去追求的东西。[12]这些教科书虽然都很重视对规则的分类，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区分出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从而确定制定某个规则时是否需要适用外部的通知和评议程序，是否需要公众参与。
首先，对这类外部管制规则，制定时，必须按照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适用外部的通知和评议程序。[18]该总统令一开头就庄重承诺，要建立一个具有前所未有公开水平的政府：My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openness in Government. [19]为此Phillip J. Cooper教授在自己创建的公法、政策及公共行政（Public Law, Polic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网站上建立了一个链接，以便大家能进入特朗普总统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有限的信息。这个计划必须每两年一更新。实现行政公开的透明、参与、合作的价值追求，一方面要靠立法，制定出完善而体系化的行政公开法律制度。为了创造一个持续的、达到前所未有公开水平和负责任的政府，每一个行政机关的高级领导必须努力把透明、参与和合作这些价值融入到行政机关的日常工作中。
非立法性规则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对自己所执行的法律和规则的解释、对行政机关政策的一般阐述和声明，以及对行政机关内部的组织、程序或实践所进行的规定。[9] 二、《透明与行政公开令》产生的背景 1.2008年的总统选举。但事实上，哈贝马斯相信，我们称之为道德的行动准则和理由，其所具有的普遍、无条件之约束力的可能性，可以从语言学转向中拯救出来。
他所做的工作将是要表明，人类如何能够在吾人生活中维持住无条件的义务（即道德）这一范畴（我们中的某些人确实如此做了），即便我们接受语言学转向的事实，知道道德理由与道德经验是我们必须置身其中的理由与经验，但置身道德之中并不是把我们自己特殊的语言之家完全忘却，而是拖带着来自我们特殊的语言之家的意识云层。这威胁到所提议的政治的宪法契约论论证。从这个立场出发，有关宪法基本要素的解释的争论或者异议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规范性的争论或异议，其中的一些特殊事情危如累卵，即政治联合的可能性，它在被所有人理性地与合理地接受的意义上是正义的。法律原则的普遍主义反映在一种程序共识中，而这种共识必须通过一种宪法爱国主义扎根于历史地形成的特殊政治文化的语境中。
这个考察将在本文第五部分（B节）我对宪法爱国主义的分析中发挥突出作用。R.v.Keegstra, 3 S.C.R. 697, 740-1, 743-4, 757 (1990), Dickson, C.J. [33]【德】于尔根·哈贝马斯：《民主宪政国家中的承认斗争》，载Amy Gutmann编：《多元文化主义》，135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
[18]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契约论论证不依赖于所有人或任何人的道德回应是否真实。但他对此确有一个疑问。（正如语言学转向可能规定的，他们的语言不允许他们不这样做。哈贝马斯写道，情节是一个理想型的发展，但它有可能在真实情况下发生。
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恢复并非全然没有欠缺之处而由于监察委员会调查之后，直接进入到检察机关起诉阶段，侦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用留置替代双规，是摆脱纪法难容困境、整合反腐资源的重要改革举措。另一方面，在高压反腐政策之下，不少官员怕担责、怕惹事，在行使职权时过分谨慎，甚至推卸责任。
法治反腐区别于政策反腐的重要特征在于强调对人性的尊重与对人权的保障，反腐立法的制定、反腐措施的执行都以人作为基本考量因素。《全国试点决定》第2条规定，监察委员会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其监察范围较之于部门立法更加广泛。
从零散立法到统一立法，更有助于克服传统监督模式的弊病。构建多功能一体的反腐机制，实现纪法资源的有效衔接，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也决定了该新型体制具备系统的监察功能。
无论我们如何建构法秩序，都必须要符合最低限度的人权要求，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权就没有自由，遑论法治。在反腐余温尚未完全消退之际，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6年11月7日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和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试点决定》）的出台为契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与监察立法准备工作正式启动，这两部规范性文件也是我国腐败治理机制走向法治反腐新阶段的标志。但刑事惩治并非腐败治理的最终目标，即便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内含惩治与防范两种因素，而且宽严相继刑事政策将防范因素置于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仅仅将惩治因素作为防范因素的补充［6］(P180)。可见，监察委员会囊括违纪、违法与犯罪监察的权力，其与纪检部门、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沟通机制也较为通畅。依照《监察法（草案）》第6条、第7条的规定，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在开除党籍、行政职务之后，也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主动回避妨害人权的因素，尤其避免削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机制的作用，始终恪守人权保障的底线。其次，监察留置措施有沦为变相双规的风险，不利于人权保障。
第二，虚置刑事侦查权，是同体监督向异体监督转换的后遗症，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摇摆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正确处理政策反腐与法治反腐、治标策略与治本方略、短效机制与长效机制这三组关系，明确国家监察体制的功能定位，破解腐败进化的谜题与腐败治理效果不彰的难题，是建立高效能《监察法》必须认真对待的基本问题。
2017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以下简称《监察法（草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审议，并于2017年11月7日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表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律基础正在孕育，为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做足准备。以司法权的衔接为例，当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从检察机关分离之后，监察委员会与检察机关分别独立办案，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个机关对同一案件事实定性不统一的情况。
改革之前，检察机关自侦自查职务犯罪案件，案件定性与起诉决定是同一的。其中，检察机关不能自侦自查职务犯罪案件，只能够通过监察委员会移交。事实上，不论反腐蓝图如何完美、计划如何周详，一旦在人权保障上打开缺口，反腐体制的漏洞只会越来越大。证据转化如果衔接不当，会使得某些不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进入到审判程序，最终可能会影响审判的公正性［16］(P123)。
制定成熟立法是国家监察体制的首要目标之一，也是监察权运作的法律保障。如前分析，监察委员会调查权与检察机关公诉权难以衔接，尤其表现为监察委员会调查获取的证据如何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证据的证明标准以及监察委员会对案件的处置是否决定检察机关的定性判断等问题上。
《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刑事诉讼中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非法证据不具有刑事证明力。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刑事诉讼法》在腐败犯罪调查阶段被完全虚置，如2017年8月1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九次委员长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第13条将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职权修改为对依照法律规定由其办理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表明检察机关依然保留必要的侦查权，只是侦查权的范围有所调整。
具体而言，监察委员会除了受到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间接监督与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的内部监督外，还应当受到同级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与同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从而形成内外合力的多元监督体系。因为从现实来看，检察机关权力的转隶或多或少会弱化现有刑事诉讼法的反腐功能，而这些权力在效果上等同于刑事司法权力，若不加严格限制，就很容易违反法治国家的要求，形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侵犯。
1994 年3 月25 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以下简称《纪检条例》)第28 条规定,调查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所谓的双规。其次，重点强化对监督权的再监督。而监察委员会与党纪部门合署办公，其实际权力很容易超越司法机关，形成监察委员会一家独大的局面。三、 期待与隐忧：国家监察体制的探索 行政监督、检察监督、纪检监督是我国腐败监督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三者在法律依据、职能范围以及运行程序上均有较大差异。
一方面，腐败方式愈发 边缘化，公职人员不直接参与腐败，腐败利益链逐渐拉长，腐败的形式也会随之愈发隐蔽［3］（P14-15)。对职务违法行为采取非刑事侦查措施，系行使行政性权力，也不难形成共识［13］(P97)。
这种特征表明监察委员会的腐败监督权力范围远远广于司法机关，国家监察的常态化是反腐法治化的基本保障。现实表明，高压政策是腐败进化的催化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既在整体上做了加法，增加了腐败监察立法专门规范，又在局部做了减法，实现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系统与优化配置反腐资源的目标。从权力来源与运作机理来看，国家监察权与其他监督权内容重叠、性质类似，故在运行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冲突。
